蚩尤并非苗族 而是塞外游牧民族

    近些年来，随着对于黄帝、炎帝史事的谈论，蚩尤亦被炒了起来，有些人以为“蚩尤是苗族的先祖”。其实，这是汉代以来由孔安国等人对历史的附会造成的影响所致，假如人们读一读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周书•尝麦解》、《史记解》、《尚书•吕刑》、《山海经》、《归藏》，就会明白蚩尤并非苗族的先祖，而是黄帝、炎帝的叛乱之臣。本文就此，依据历史事实略作一谈，以驳“三祖文化”的荒唐口号。

一、蚩尤属塞外“马背之族”

    蚩尤，并非其原名，其原名极有可能是叫做“之尤”，至少，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黄帝经•十六经•正乱》中记载得就是“之尤”，而非“蚩尤”。其文曰：“（黄帝）出其锵钺，奋其戎兵。黄帝身遇之尤，因而擒之。”“蚩尤”疑为后世依“之尤”之音而故意记成。因为“蚩”字的字义为“愚蠢”、“丑陋”、“害人虫”，书“之尤”为“蚩尤”，具有明显的贬义。蚩尤的原居地是为草原，也就是现在的塞北。其历史证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1、蚩尤出生地在塞外草原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路史》等书记载亦是如此。羊水，就是历史上的“羊门水”、亦书作“阳门水”。“羊水”是“羊门水”的一种简称，它是今桑干河支流“洋河”的源流。出于雁门山。《山海经•北山经》记：“少咸之山，无草木，……敦水出焉，东流注于雁门之水”。《水经注• 水》曰：“水出雁门山，谓斯水也。雁门水又东北入阳门山，谓之阳门水。”洋河水由西洋河、南洋河、东洋河、洗马林河等汇合而成。小河流何以言“洋”？今“洋河”实为以“羊”加三滴水而作的讹书，约定俗成的名称。所以，治学严谨的陈平先生，谈到蚩尤的出生地时谨慎地说：“‘羊水’似当即涿鹿东北的桑干河支流‘洋河’。”①此说确当。

2、蚩尤为黄、炎重臣时曾长期驻兵赤城

    蚩尤在臣服于黄、炎二帝以后，未被派往“少昊”九黎居住地之前，受黄、炎二帝之命屯军于涿鹿东北之赤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记：“古赤城，相传蚩尤所居”；《广舆记》载：“赤城城堡，即蚩尤所居。考赤城，古在北山，后移平地”；《畿辅通志》曰：“赤城县城，古榆罔氏诸侯蚩尤所都也”；古《赤城县志》及今《赤城县地名资料汇编》中的记载，较之以上诸籍记载更为详确，言古代的赤城、龙门、古为缙云地，是蚩尤为黄、炎之臣时所居之地。这些记载，又与其他古籍之载可以互证于古今。如《管子•五行》曰：“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以为当时。”虽然，管仲此说未必十分准确，极有可能是将风后之事当成了蚩尤所为，但蚩尤臣服于有熊国之黄、炎后，被委为重臣没有错的。

    其在《地数》篇又言：“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石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芦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

    管仲之说十分重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这一记载符合找矿规律；从史事记载的角度说，它可与黄帝战蚩尤、战炎帝、以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都符合，可以互为补充与印证；从地名学研究的观点而言，与古今地名、方位、历史遗址、战略要地、交通、物产诸多方面都一致的这种记载，是不多的。“葛芦山”属燕山山脉，横亘于今宣化、赤城、龙关一线，葛芦山南有一关隘，名葛峪口，亦为内地通往塞北的一条军事要道，自古建有堡寨，称葛峪堡，驻军以守。

    《读史方舆纪要》曰：“葛峪堡……四山壁立，路径崎岖，中路参将驻此分边：东起赤城，西尽张家口，沿长（城）一百三十一里，辖龙门卫一，堡十，盖镇城（指明朝宣府镇城，今名宣化）北面之藩篱也。葛峪堡所辖墩台，以预筑镇边诸处为最冲。”
    葛芦之山，确有铜、金、铁、铅、锌等矿物蕴藏，今宣化钢铁公司就是采此山之矿藏以冶，宣化、赤城各金矿亦在开采。此山因有大量露头矿存在，故为赤色，赤城之名因此而得，黄帝立国后以云名而命官，故以炎帝封地授名“缙云”，炎帝亦以此为氏，也见于诸多史载。

3、蚩尤是黄、炎之臣

    《周书•尝麦解》曰：“昔天之初，□（此缺字可补为“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此“四”为“西”字之误书）方。司□□（此所缺二字可补为“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此段记载，出于祭祖献新麦之典时的周成王之口，其文虽有缺字、主语之省、事件之省，但若与《山海经》、《归藏》、《尚书》、《新书》之载结合起来研究，事情是非常准确而明白的。其文义是说，过去，在天下建立国家制度之始，产生了黄、炎二后，就设立典章制度。黄帝请炎帝分正、副二卿以治地方，炎帝就命蚩尤到少昊地方司治，以临近于西方的中央之治，以完成宾天的少典未完成的天下有序之庆。后来，蚩尤就逼迫九黎人随其作乱，“登九淖，伐空桑”将战败北逃的炎帝追赶回涿鹿，厮杀于涿水河畔……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成王引古史事是要说明典章制度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性，而非史家述史。因此，他省略了炎帝亲到太昊建邑空桑施治之事，省略了炎帝闻蚩尤在少昊用酷刑逼九黎人背盟作乱，因而率兵北上少昊建邑亦曰“空桑”以监，以及蚩尤举兵伐炎帝，炎帝一战败北的这一些史事。但是，蚩尤为黄帝、炎帝之臣，则是说得很清楚了，且可与《管子》、《归藏》、《山海经》、《新书》、《晋太康地理志》、《魏土地记》、《水经注》等众多史、地书籍记载的史事、地名、遗址遗迹、现在的实地调查互证。

二、蚩尤为塞北人的重要旁证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此载中的“登九淖，以伐空桑”，就是说蚩尤是受炎帝之命，登上了“九淖”这个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之后，举兵向炎帝驻守的“空桑”进攻的。“九淖”指的是古代黄河九流入海之处，也就是今天渤海湾以西的地方。作为古代地理方位之称，多书作少昊，“少昊”与“太昊”是相对应而称的两个地望之称，而非汉代以来某些杂书所言的“帝”称。少昊，本书作“少暤”、“少皞”。

    “暤”，义谓天空洁白而明亮貌。其称是以有熊国及后来的黄帝时期都城所在之涿鹿为言。日出东方，天空小有明亮，故谓涿鹿之东方达沧海之地为“少暤”，实为今京津及山东北部地方；中国地处北半球，一年四季之中，都是中午日至正南方，为一天之中天空最明亮之时，因而称南方曰“大暤”。

    古“大”、“太”通用，如指旌旗的“太常”，古籍多书作“大常”。有熊部落方国最盛、黄帝一统华夏之前的地域，南达淮河以北，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之际，“大暤”实指相当于今之河南地方。《周书》所载周成王口中之“空桑”，是指炎帝第一次主政南方时，为纪念其在 泽落水而死的爱女，依其当时巡视天文观察而在空桑山之山名命称的两处“空桑”邑名中的第二个，其地理位置约为今山东省曲阜附近。后世史家为在史事记载中都书作“穷桑”。

    对炎帝在河南陈留以南的“空桑”邑，仍书作“空桑”。古代的黄河，由河南进入河北平原后，就分成很多水流，分分合合，乱流到今天的天津一带注入渤海。中国因受中国古典哲学卦画传承术语影响，以“九”言多，故称此处黄河为“九流”。但是，遍查古籍，除了《归藏》之外，从未有称此处为“九淖”的。所以，《归藏》之载，上距黄帝时期最近，是以蚩尤的语言习称为记的。塞北人称流速和缓、面积较大的水域为“淖”。

    如今在张北、康保、沽源一带的湖泽名，就有：安固里淖、阿拉庙淖、黄盖淖、对口淖、木尼（泥）淖、九连城淖、黑沙土淖、三盖淖、囫囵淖、公鸡淖、水泉淖、白淖、察罕尔淖……所以，《归藏》的关于蚩尤“登九淖，以代空桑”之载，也证明了蚩尤为塞外人的客观性。

    《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周书•尝麦解》记周成王之语云：“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应为“太常”），用名之曰绝辔之野。”绝义为断，辔为驾驭马的缰绳。我在《黄帝与中华文明》一书中，从古史、地文献记载，从涿鹿之战的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寨、蚩尤墓、阪泉、黄帝泉、黄帝城（轩辕之丘）、八卦阵等遗址、遗迹方物出土的长期调查、考证，以及从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军事学、考古学、气象学等各种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证明蚩尤正是战败策马逃走时，到了黄帝所布八卦阵前，由于用力过猛，拽断了马缰绳，致使身体在马背上失去平衡，跌落马下被捉、被杀的。因而其墓也就紧挨八卦阵遗址。今村名仍称“八卦”，属怀来县李官营乡。“绝辔之野”，正是由此而将“涿鹿之野”作典故性的一种命称。草原之族自古善骑射，这是人人都明白的事理。

三、九黎是关内农耕之族

今苗族之根，源于古之“九黎”。九黎人原居地在今天的京、津以南，山东北部靠近渤海一带。“九黎”并非三国时的韦昭望文生义解释的：“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②，也不是所谓“古代南方的部落名”③，而是居住在黄河九流入海之处的农耕之民，在历史记载上，以黄河九流之“九”加种植主体植物之“黎”而为称。黎民之“黎”，原指具有黏性的一种黍类农作物，其黑色者名“黎”，红色者称“秬”，今北方仍有少量种植。农民，头顶烈日，长期在田间劳动，因受太阳紫外线照射时间长，皮肤发黑， 所以古代也就以“黎”组词而称农民，如：黎萌、黎甿、黎氓、黎烝、黎庶、黎民。所以，古史所记载的“九黎”，特以具体历史事件而指居住在靠近渤海湾的居民。

    有许多历史不可能都详尽地载于史册，因为在造纸、印刷技术未发明和应用之前的历史上，用毛笔书写在经过处理的一根根竹简上，只能极其简略地记载一些历史大事。再加上简牒难以在历史上长久保存，在秦始皇的疯狂焚书之后，考证历史只拘泥文字记载，又不去下功夫仔细辨别真假，知之不确，强以为说，常常会流于一种主观唯心的臆测，古人、今人，都有此误。然而，通过对地名学的研究，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了解历史的线索：

    因为，地名之起，并非无故，而地名比人名存之久远，除了像“文革”时期那样对地名的乱改之外，地名一般都保持一种相对的历史不变性，如此，它就含有一定程度、一定方面的历史信息。

    今之河北省东北部有一个昌黎县，在历史上它实际名称为“交黎”，西汉时置“交黎县”④，“交黎”显然就是“九黎”依音而记的一种讹变。因为，古代史籍中，在地名、人名、族名依音而记上，出现种种讹变是经常的事，就说这“交黎”吧，后汉改称曰“昌黎”，但却经历过被书作“昌辽”、“天辽”、“夫黎”、“扶黎”以及恢复“昌黎”的历史。由此而言，“九称”人是原居于靠近渤海湾的农耕之族。

四、迫害九黎人的元凶是蚩尤

    现在，有人在互联网、出版物上，谈苗族在历史上如何受迫害，乃至于与犹太人相提并论，我以为这是不利于民族团结、而且是对历史有一定误解的说法。首先，我明确承认，苗族在历史上受过一些迫害，但在古代历史上迫害苗族的只有过两个人，一个是夏禹，一个是蚩尤，而且蚩尤是元凶！

    居住在渤海湾一带的九黎人，在有熊国发展到黄、炎为军事与行政首领之际，原是一个加入了部落联盟的地区，九黎人原本是过着和平生活的居民。黄帝与炎帝是为了推行以统一典章治理国家的目标，才委派蚩尤到九黎人所居之地做地方官的。但是，自恃英勇善战的蚩尤，则利用了放以外任、大权在握的机会蓄谋叛乱，欲推翻黄、炎之治取而代之。因此，他到了少昊之地，先是假借黄、炎之名大肆搜刮民财，以为发动叛乱的战争做物质上的准备。接下来，则是用各种刑罚逼迫九黎人随其叛乱。九黎人是不愿意背盟而叛的，是受不了蚩尤的酷刑，才被其裹胁进战争的灾难之中的。

    对此，历史将其记载得十分明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黎）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此‘皇’为‘黄’之误书）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⑤

    此记载中的“上”、“上帝”，实指两人，一是黄帝，一是炎帝，为行文简约，而用了“上”与“上帝”，而非有人望文生义曲解的什么“天神上帝”。后文中单指皇（黄）帝，是因为炎帝在山东被蚩尤一举打败，又被蚩尤率兵追杀至涿鹿，“大慑”而不能战，是黄帝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才擒杀了蚩尤的。所以，行文与先前听到报告的有两个“帝”不同。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涿鹿之战，黄帝杀掉了蚩尤后，并没有对苗（黎）民有过任何报复行为，而是多于安抚。参战的黎民南迁后，黄帝、虞舜都曾简从而南巡，为此，黄帝在衡山失去了正妻嫘祖。虞舜南巡，死在了江南不说，连其南下寻夫的娥皇、女英也丧命于洞庭。特别是虞舜，他是在正式禅帝位与禹之后，于垂暮之年而南巡的。

    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要读一读历史记载就不难明白：唐尧、虞舜任命禹治水后，舜将禅帝位与禹，禹就诬告苗民治水不按时完工，要舜授权给他征伐苗民，骨子里则是要以此树己权威。舜对此未许，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⑥ 此后，舜对苗民进行安抚，苗民安。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⑦ 为了防止舜死后苗民受害，舜将苗民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北迁三危，一部分南迁洞庭。这也就舜为什么移交了国家最高权力之后，不顾年老体衰而南巡的真正原因。

    综上所述，蚩尤是出生、成长、战斗在塞外马背之族，九黎是居于关内从事农耕之族。蚩尤与九黎本不相干，如何就成了苗族的先祖？蚩尤是黄帝、炎帝之臣，九黎人是黄帝、炎帝治理下之民。黄帝、炎帝为治理国家，派蚩尤到九黎人居住的地方行政，他为实现自己的野心，假借黄帝、炎帝的旗号大刮民脂民膏，又以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官、给黎民脸上刺字等酷刑逼迫九黎人随他叛乱，由此而造成黎民历史性灾难者，世界上可有这样的先祖？至于因蚩尤曾被派到九黎地方，他又用残酷的刑罚将九黎人送上了战场，应劭由此而言蚩尤为“古天子”⑧，孔安国说是“九黎之君”⑨，罗泌附会为“炎帝之裔”⑩，则都是一种毫无历史依据、经不住推敲、也不负任何历史责任的说法。

    近年来，海内外华人兴起了一股“寻根问祖”热，这是对增进民族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历史性复兴的好事。这种“寻根问祖”事实上是分为两个层次的：一个，是完全按姓氏、族谱、出生地，祖籍历史迁移地上溯先祖。这种追溯是依血缘关系上的寻祖；一个是依祖籍在中国，而祭拜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轩辕黄帝。此亦是依历史功绩、历史记载、历史形成为说。而非五十六个民族都要各溯其“祖”为谁氏。

    因为民族的历史形成演进，不光其历史经历极久，而且其过程分分合合、极其复杂，很难做到，亦无必要。我以毕生对古史的研究，在解释龙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说过：“中华先民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以一种文明、文化为团结、凝聚力量，融合成为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连，情同手足的民族共同体，龙正是这种历史的具体形象体现。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进步的必然方向和结果。所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徽，首先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团结凝聚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进步之中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所在。” 

    蚩尤非苗族先祖。像赵育大先生那样，为了将蚩尤说成“是苗族的先祖”，居然说“历史无是非”，更有“大汉族主义左右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的批判性发言。这不仅荒唐，而且有害。对此，我们倒要问一问，自有“汉族”之称至今是多少年？有了汉、满、蒙、回、藏这样的民族区分后，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国历史长呢？还是汉族人统治中国历史长？自有了“汉族”之称后，到底汉族压迫了哪一个少数民族了呢？没有证据，胡乱解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我以为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