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土耳其：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奥斯曼(Ottman)土耳其帝国是15至20世纪的强大伊斯兰帝国。它兴起于小亚细亚，靠着其草原”加齐”（Gazi，即”圣战勇士”）的传统，在与拜占庭和穆斯林国家的长期战争中发展起来。14-15世纪间进入巴尔干半岛，1453年攻占拜占庭都城君士坦丁堡，并大举向中欧、西亚和埃及扩张，16世纪后成为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将整个阿拉伯世界与巴尔干半岛及中欧联系在一起。17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伴随着巴尔干和近东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奥斯曼帝国逐步走向衰落，成为欧洲列强角逐近东和黑海地区霸权的牺牲品。

    奥斯曼土耳其的兴起

    突厥、西突厥和塞尔柱人 奥斯曼土耳其人属西突厥人，黄色人种。其祖先最早出现于贝加尔湖以南、戈壁沙滩以北的今外蒙古一带，与中国早年史籍所提到的匈奴人共处于一个庞大的联盟中。公元前6世纪，一个叫”突厥”（或”兜鍪”）的部族正式出现于中国史料中。

    汉唐以降，突厥人主要活动于中国长城以北。在现西伯利亚一带，曾经出现早于8世纪30年代的突厥语铭文，说明突厥人此时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由于同中原王朝经常发生边境冲突，这支突厥部族辗转西迁至咸海和锡尔河之北、里海和伏尔加河以东、额尔齐斯河之西南的广漠草原上。552年，突厥人击败中亚柔然人，建立突厥汗国，其首领额尔浑汗领可汗称号，统领汗国东部；其弟室点密统领西部，领叶护称号，此即西突厥。不久，西突厥与波斯人结盟击败白匈奴人（中国古籍称哒人），扩大了领地，利用地处丝绸之路要隘的便利，积极开辟东西方贸易商路，与拜占庭、波斯和中国商人建立了活跃的贸易关系。

    伊斯兰教兴起后，一些突厥族人进入伊斯兰教地区，还有一些人进入伊斯兰国家军队中当奴隶，在伊斯兰教商人和苏菲派苦行僧人的影响下，接受正统派伊斯兰教。11世纪中期，西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人部落越过锡尔河南下，在今伊朗境内建立国家，并进入巴格达，迫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授予其首领以素丹称号，称”东西方之王”。塞尔柱人并不满足于这一称号，他们相信自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理当拥有被异教徒占据的东地中海地区和埃及，相信伊斯兰教的”圣战”信条，自称”加齐”勇士。他们与”土库曼人”组成乌合之众，骚扰信奉基督教的和平居民，迫使拜占庭皇帝迎战。这样，已经停止扩张的伊斯兰教帝国开始了新的发展，而拜占庭帝国的东面边界再无宁日。 

    1071年，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率领抗突厥大军在两河地区凡湖附近遭到惨败，皇帝本人被俘。这次失败引起了拜占庭的改朝换代，罗曼努斯被赎回国后，被政敌刺瞎双眼，悲惨死去。突厥人却从此在东安纳托利亚获得了一片领地。”土耳其人开始在以往曾经辉煌的古罗马的废墟上支起了游牧帐篷。人类文明的摇篮从此落入穆斯林的野蛮而极其残酷的统治之下”。1077年，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罗姆素丹国。从此，这个素丹国成为拜占庭文明与突厥人草原传统及西亚伊斯兰文明交流融汇的重要平台，小亚细亚逐渐突厥化。1230年左右，罗姆苏丹国达到极盛，其文明达到相当高水平。安纳托利亚地区保留至今的道路、石桥、商栈、清真寺、经院和防御工事等，昭示着这支部族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

    突厥人在近东的崛起引起了西方社会关注，诱发了以拯救圣地为名的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在近东建立了四个国家，小亚出现了多种文化和宗教势力激烈冲突的局面。第四次十字军攻取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形势更加严峻。当时近东的所有政治势力，包括突厥人势力、拉丁－十字军人势力和希腊人势力等竞相角逐，突厥人”加齐”势力受到了抑制。蒙古人西征使近东局势更趋复杂。罗姆素丹国由于其地理位置，成为抵制蒙古人进入西亚的桥头堡，并与希腊人的尼西亚帝国结盟。1243年，罗姆素丹国被蒙古人摧毁。1261年，尼西亚帝国的皇帝迈克尔八世”光复”君士坦丁堡，小亚细亚再度成为突厥人”加齐”战士重新活跃的战场。在数十个加齐人小公国中，奥斯曼国家开始独领风骚。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著名族长奥斯曼的后人。塞尔柱人兴盛时期，它只是处于罗姆素丹国监护下的小邦国。该邦国位于拜占庭帝国边区，在所有酋长国中离君士坦丁堡最近。它以圣战为号召，将周边好武善斗的”加齐”勇士吸引到自己周围，帮它传播伊斯兰教、帮它征战掠夺，不断蚕食拜占庭边境。酋长奥斯曼被称为”加齐的素丹”。一部编年史强调：”信仰武士（加齐）是传播真主宗教的工具，是涤净人世间多神论污秽的神的仆人；信仰武士是安拉手中的利剑……” 1337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兼并了小亚细亚的数个突厥人公国，自称”加齐”素丹，正式发行货币。不久后，马尔马拉海周边的伊兹尼克（原名尼西亚）和伊兹密特（尼科米底）以及周边重镇也相继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奥斯曼人在马尔马拉海和爱琴海、黑海之滨不断扩张，很快控制了整个小亚细亚，奠定了向巴尔干半岛进军的基础。

    悬于欧洲门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奥斯曼人进入欧洲1341年，奥斯曼素丹奥尔汗应拜占庭权臣、后来的皇帝约翰六世之约，参与拜占庭内战，乘机进驻巴尔干半岛，占领达达尼尔海峡岸边的加利波利（1354年）城和巴尔干重镇亚得里亚堡。1365年，奥斯曼人迁都亚得里亚堡，将此作为向欧洲扩张的基地。往东方向，奥斯曼人势力扩张至安纳托利亚中心。此后，奥斯曼人就在近东和巴尔干两线作战，像钟摆一样，左右摇摆。当它摆向东方时，目标是另一支穆斯林突厥人部族卡拉曼人；当它摆向西方时，则不断深入巴尔干半岛，向中欧推进。

    1389年，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的科索沃平原血战中，以沉重代价镇压了当地被征服各族居民（包括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联合抵抗，巩固了对巴尔干半岛的统治。虽然素丹在此役中战死沙场，但此后君士坦丁堡成为被奥斯曼人四面围困的孤城。

    1396年，欧洲各国组成联军试图阻止奥斯曼人的西向扩张，遭到惨败。

    1402年，帖木儿受土库曼诸酋长的策动，率大军在安卡拉重创土耳其军队，素丹战败被俘，次年去世。随之，奥斯曼国家内部发生了争夺素丹权位的内乱，引发了长达10年的国内危机。奥斯曼的扩张暂时停止。

    144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约翰·洪亚迪领导巴尔干人民和部分西欧十字军在瓦尔纳城下抗击土耳其人，极其惨烈地失败。

    1453年5月，奥斯曼人攻下君士坦丁堡，从此得到了一个出色的军港和商港、一个扼守欧亚贸易中枢的重要据点。征服者穆罕默德骄傲地自称为罗马皇帝和”两块陆地”与两片海域的统治者。

    1453年至1566年是奥斯曼帝国的黄金时代。土耳其军队凭借其先进的火器和大炮，越过陶鲁斯山脉，将穆斯林名城大马士革和开罗，圣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纳入帝国的版图。奥斯曼素丹从此自命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和穆斯林文化的代表，开始使用”虔诚信徒的首领”这一封号。

    苏莱曼二世时期，土耳其人加快向多瑙河上游发展，1526年，在莫哈奇战场战胜了匈牙利骑士精锐部队，3年后，将匈牙利并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从此，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半岛到尼罗河第一瀑布，都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

    奥斯曼人之所以能在巴尔干半岛上迅速扩张，有着多方面因素。首先，巴尔干半岛地势舒缓，少有难以突破的天险，多瑙河及其支流构成有效的联系通道，进军便利；而且，巴尔干半岛上从来没有统一的政治实体，拜占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一直在竞相争斗，使奥斯曼人能够”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当时的西欧基督教世界正处于民族国家建立前的阵痛之中，英法百年战争，威尼斯和热那亚在地中海上的争夺、罗马教会内部的混乱，都使他们无力关注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进展，也不可能认识到这种进展对未来欧洲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

    从内部看，奥斯曼政府对征服区居民实行比较宽松的宗教和税收政策，鼓励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以减轻税收负担；也鼓励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通婚及融合，使小亚细亚及安纳托利亚地区迅速实现突厥化，成为奥斯曼人在巴尔干半岛进军的稳固后方和人才资源。早期奥斯曼素丹从这里吸纳了许多有经验的行政人才、各类手艺人、行东和穆斯林学者，较好地继承了罗姆素丹国的宗教和行政管理传统以及丰富的文化遗产，保持了政权的稳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机器 奥斯曼的国家结构有利于集权统治。”草原传统”、”加齐”理想及借鉴于波斯和罗姆素丹国的高级伊斯兰传统，是维系奥斯曼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支柱。

    所谓”草原传统”，就是严格的家族血统世袭制，与早期伊斯兰教由选举产生领袖的体制是不同的。奥斯曼统治者强调，他们是真主挑选出来的统治家族。在这个家族里，只有素丹本人才是帝国的真正主人。他的臣民、家人，甚至妻子和儿女，只是他的奴隶或奴才。著名美国历史学者李比耶在其《苏里曼大帝时代的奥斯曼帝国政府》一书中揭示了奥斯曼奴隶主集团的性质，他说： 奥斯曼的统治机器包括素丹和他的家庭成员、他的家族中的官吏、政府中的行政官员、常备的步兵和骑兵及一大群正在受教育以便将来参加常备军、法院和政府的青年人。是这些青年人掌握着武器、书写工具和权力。除了”圣法”所涉及的少数有关判决的事务以及由非穆斯林臣民和外国人所管理的有限职责外，他们控制着政府的全部机构。这一部机器的最关键性和最突出的特征是：第一，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全部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的子孙；第二，这一部机器里的每一个人都以素丹的奴隶身份参加工作，而且终身是素丹的奴隶–不管他取得了多少财富、权力和名声……

    “加齐”理想，就是以”圣战”为荣，积极从非穆斯林手中夺取土地和财富。这决定了奥斯曼国家以征服立国、靠战争起家的军事封建主义特点和奉军人为至尊的价值观。在政治体制上，奥斯曼人继承了伊斯兰国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习俗及财务管理方式，而所有这些都是当年伊斯兰教征服者从被征服民族包括希腊人、波斯人那里学来的。奥斯曼人将它们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制。

    为保障军人的财产、政治地位以及其卓越战斗力，奥斯曼帝国广泛实行所谓”古兰”（gulam）制，作为其补充步兵和行政管理人员的重要方式。”古兰”，是经过精良训练在军队和国家机构中服役的奴隶。奥斯曼人继承了塞尔柱罗姆素丹的传统，将”古兰”的使用系统化，制度化。他们在基督教徒集中地区定期征集基督教男孩，将其集中起来接受伊斯兰教割礼和严格的军事、政治和宗教教育，结业后补充近卫军、宫廷侍从及政府机构官员。这样训练出来的奴隶近卫军队伍是奥斯曼对外扩张和对内统治的重要支柱，后来成了反对土耳其民主革命的顽固力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这种制度曾有精辟的评价： “对于游牧社会的文明来说”，他们所驯养的”辅助性的动物”（狗、骆驼、马）”是它的得意杰作，而且是它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动物当中训练出来这样一批助手乃是游牧民族的最高成就；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不同于阿瓦尔帝国也就是因为他们把这样一种较高级的游牧艺术应用在定居的环境里，因此才取得了长久得多的寿命。奥斯曼的巴迪沙们维持他们帝国的办法是从他们的奴隶当中训练了一批人类助手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人类畜群”里维持秩序。” 在长期对外征战的同时，奥斯曼国家的军事和政治管理体制也得到了巩固和完善。素丹凌驾于整个统治集团之上，其专制程度已达到当时条件下的最大极限，并先后有”帝政会议”（素丹本人主持）和”国务会议”（辅政大将军主持）负责管理国家要务。国务会议在素丹宫中的圆顶会议室举行，参与会议的被称为”圆顶官员”，他们是素丹政府的核心人物。地方军人、新兵出身的官吏和书吏以及受过神学和法学训练的乌莱玛成员，构成地方统治机构成员，称”阿斯喀里”即”军事长官”，其中，领有”将军”和”帕夏”头衔的官员居于顶层。非军人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是帝国的纳税人阶级，他们被称为”雷阿雅”即被统治者。这一时期奥斯曼国家社会秩序稳定，执法相对公平，没有太多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帝国进入了空前的盛世。

    帝国盛世 这时帝国的对外贸易也十分繁荣，本国与欧洲各国的商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贸易特权。欧洲各国的大使也相继到任。在苏莱曼指令下，奥斯曼帝国的标准法典《群河总汇》问世，苏莱曼因此以”伟大的立法者”而著称于世。在他统治时期，奥斯曼文化也有了惊人发展，它融合了草原游牧部落传统，波斯人的艺术主题、文学典范及崇拜王权的政治观念，拜占庭人的军事和政治制度，以及阿拉伯人的科学、宗教和文字，成为近东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咖啡的传入成为16世纪奥斯曼国家生气勃勃的象征；来自新大陆的烟草也通过英国人传入了奥斯曼帝国。民间的文化活动更展示了帝国的繁荣和昌盛。

    1557年落成的著名苏莱曼清真寺是建筑师锡南的传世之作。这座清真寺，是奥斯曼人征服亚欧非三洲胜利的象征，四座尖塔和十条长廊，象征着奥斯曼人征服的里程碑。”十”象征着苏莱曼是这个家族的第10位素丹；”四”象征着苏莱曼是统治君士坦丁堡的第4位素丹。它的庄严圆顶，比查士丁尼的圣索菲亚大教堂还要高16英尺，以此来炫耀帝国是前无古人的。在当时的欧洲世界，堪与苏莱曼对抗的君主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国的法兰西斯一世和英国的亨利八世。苏莱曼以征服者的声威傲视着这些同代人，他曾在给法国国王的信中这样自称： “朕乃素丹之素丹，君主中之君主，四海方圆内诸君主王冠的分配者，真主在地球上的投影；朕系管辖着白海（地中海）、黑海、鲁梅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曼尼亚、罗姆国……整个阿拉比亚、也门以及崇高祖辈及赫赫先人（愿真主光照吾先人之陵墓）借武力征服以及由朕本人以燃烧之剑、胜利之锋所征服的许多其他国家的素丹和君主……” 在地中海上，奥斯曼人与航海强国威尼斯、热那亚及西班牙人进行了长期争夺，维持了地中海制海权。1571年的勒颁多海战，是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帆船大战。威尼斯人取得了战胜奥斯曼人的辉煌胜利，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欢欣鼓舞；但随后威尼斯人企图收复塞浦路斯的庞大舰队，则遭到了致命打击（1573年），奥斯曼海军再次展示了强大的实力。随之，奥斯曼人夺取了西北非洲的摩洛哥，西班牙菲力浦二世出于同英国人抗衡的战略需要，于1580年放弃了对摩洛哥的主权。从此，直布罗陀海峡成为伊斯兰教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自然分界和两大对抗文化之间的缓冲区。

    16世纪中叶，经历了十代素丹征伐和统治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洗礼的西欧国家也迎来了其科技文化发展的迅速进步。奥斯曼人叱咤风云的时代开始结束。1566年后，土耳其人扩张的步伐终于被迫停止了。它在印度洋海域的扩张中，遇到了葡萄牙人的坚船利炮。在向伊朗进军的征途中，遇到了新兴什叶派萨非王朝的抵制。在维也纳城下，奥斯曼人的征服之师多次受阻，不得不疲惫地停留在匈牙利平原上。与此同时，地理大发现和世界贸易中心转移到大西洋岸，使地中海真正成为一潭死水，土耳其人失去了地中海贸易的丰厚利润，经济实力也随之下降。

    与欧洲殖民者的较量

    从欧洲撤退 奥斯曼土耳其人从占领东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将原属于拜占庭人及其强邻的领土囊括在素丹版图内时，就将自己面对整个欧洲的敌视和对抗。在其庞大的帝国内，民族分离因素也日益增长，巴尔干各基督教民族开始谋求民族解放之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成为全欧洲关注的中心。17世纪以后，中欧强国奥地利和东欧新兴的俄罗斯帝国，开始激烈地争夺巴尔干这片”中间地带”，迫使土耳其人从欧洲撤退。

    1606年，奥斯曼帝国与奥地利签订西特瓦托罗克条约，这是奥斯曼扩张史上第一次与交战国以平等身份签订的条约，素丹承认奥地利皇帝是”罗马皇帝”，意味着奥斯曼不再以征服者自居。但是，保持着扩张之余威的奥斯曼人还是在17世纪中顶住了法国人和奥地利人的军事压力，将威尼斯人势力排挤出东地中海贸易区，夺取了克里特岛。不久奥斯曼人又卷入俄国与奥地利争夺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的冲突。两败俱伤之后，奥斯曼帝国与俄罗斯人议和(1681年)，俄国占有了基辅及其周围地区。

    1682年，奥斯曼帝国在柯普吕吕家族几代大臣主持下进行改革，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强盛和生气，但这未能阻止奥斯曼大军于1683年败于维也纳城下。随后，奥斯曼人又在1687年第二次莫哈奇战役和1697年的山塔之役中接连败于奥地利人及其盟军，任由其占领匈牙利、希腊和黑海沿岸；俄国沙皇则趁火打劫夺取了亚速海（1696年）。在英国和荷兰的”调停”下，土耳其人接受了屈辱的卡洛维茨条约（1699年），将几乎整个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克罗地亚的大部割让给了哈布斯堡王朝；将卡曼尼支、波多利亚和乌克兰割让给波兰；将摩里亚及达尔马提亚一些地区割让给威尼斯。后来又将亚速海割让给俄国，沙皇由此进入了本属奥斯曼内海的黑海地区。这个条约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作为战败国而签订的和约，是其退出与欧洲大国的竞争、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

    1714至1718年，为了门德内格罗的归属问题，奥斯曼人与威尼斯人发生了冲突，奥地利趁火打劫，强迫奥斯曼接受帕萨罗瓦茨条约（1718年），将贝尔格莱德和多瑙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割让给奥地利。在此期间，法国人使用外交武器有力地支持了土耳其人，换得了对奥斯曼治下东方基督徒的保护权。这一保护权，使法国越来越深地卷入土耳其和”东方事务”中，后来成为土耳其近代化改革的主要依靠力量。

    黑海与克里米亚之争 18世纪中期后，为了争夺黑海上的重要战略基地克里米亚，并维持对乌克兰地区的控制，奥斯曼人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争，史称俄土战争。从历史上看，俄土战争的爆发是伊凡四世以来沙皇俄国向黑海和里海出海口发展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土耳其人是阻止这一政策实现的强大障碍。西方海权国家不希望看到俄国继续在东方扩张，积极支持奥斯曼人。1757年后，奥斯曼的东方邻邦萨非波斯瓦解，帝国享受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成为欧洲事务的”观望者”：它坐视欧洲列强的七年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又静静地观望叶卡特琳娜女皇削弱波兰①。但波兰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奥斯曼帝国拖进欧洲政治漩涡中，第一次俄土战争（1768-1774年）爆发。

    战争先后在多瑙河、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三个战场进行，多瑙河为主战场。最后，土耳其军惨败，签订了屈辱的”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承认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独立，听任俄国人割占亚速、克里米亚、第聂伯河和布格河之间的草原地带等大片地方，从此，黑海不再是土耳其的内海，而为俄土两国所共有，俄国还获得商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自由进入地中海的权利，并成为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以及土耳其境内东正教徒的”保护者”。条约使俄国得到了历代沙皇梦寐以求的出海口，为向巴尔干扩张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学者认为，沙皇发动俄土战争，有利于巴尔干各斯拉夫民族独立和民族国家建立，恩格斯则认为，俄国对土耳其的战争，是”在解放的幌子下的侵略”，是”沙皇式的解放”。对于土耳其来说，坏事转变成了好事，它开始放弃大帝国梦想，在以后一个世纪中逐步走上民族、民主和近代化之路。

    第二次俄土战争（1787-1792年）是俄国沙皇南下政策的继续。克里米亚问题是战争的导火索。战争的爆发以俄国向克里米亚和整个库班地区出兵为前导，随后是欧洲各派势力紧锣密鼓的积极干预，使它成为一场国际性的区域战争。其间，瑞典成为土耳其人的盟友，奥地利参加俄方对土耳其人作战；普鲁士和英法持观望态度，只在势力均衡的天平发生不利变化时才伸手干预。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列强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法国，沙皇俄国于是抓住机会迅速结束了这场战争。土耳其在多瑙河下游的防御全线崩溃，在高加索的攻势也被俄军遏止，最后被迫接受屈辱的雅西和约。该和约重新确认了屈奇克-凯纳尔贾条约的条款，迫使土耳其人放弃克里米亚和格鲁吉亚，沙俄乘机控制了黑海制海权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通行权，并获得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会的”保教权”。从此，土耳其成为西方列强与俄国争夺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制海权的棋盘上的一只棋子，被大国所操纵和利用，主权地位日益丧失，一度狂妄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帝国成为真正的”欧洲病夫”。

    此后的土耳其继续被欧洲列强瓜分和宰割：1775年土耳其将布科维纳让给奥地利；1812年把比萨拉比亚让给俄国；1878年，又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割让给奥地利，把巴统和卡尔斯割让给俄国等。军事和外交上的连连失利，使奥斯曼的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开始考虑富国强兵之策略。

    对外战争节节失利的同时，帝国境内各民族的独立运动也风起云涌，西欧列强密切关注这场斗争，提出”不让土耳其灭亡，也不让土耳其强大”的口号，纷纷染指奥斯曼事务。法国人侵入非洲，控制了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英国人获得了苏伊士运河和巴勒斯坦的控制权，德国人亦通过在近东修筑铁路而将其触角伸至巴格达，掌握帝国的经济命脉。奥斯曼帝国政府负债累累，连连丧失主权，走向最后崩溃的边缘，改革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