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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军力孱弱,为什么说罪不在赵匡胤?

编辑:fsxoyo发布时间:2023-06-02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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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经济、文化、科技、商业等都相当发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高峰。其城市之繁荣,在当时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宋朝的军事力量之弱,实在令人惊诧,最后导致整个中国被外族完全占领。为什么会是这样?有些人简单地归之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误以为把兵权从将领那里拿过来由皇帝或文人控制,当然是要打败仗的。

    

    其实,这是历史的误读,杯酒释兵权和宋朝军事国防强弱关无直接关联。在赵匡胤当皇帝时,宋朝的军力是很盛的,他的各种政治军事举措也不是后来军力下降的原因。赵匡胤二十三岁投郭威(后来的周太祖)为兵卒,十年后就成为周朝最精锐的部队禁军的最高将领殿前都检点,这十年的军事生涯是十分成功的,因不在本文题内,不赘述。


    他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后,第二年春天就把任殿前都检点的慕容延钊派出当节度使,此后不再设对皇位有威胁的殿前都检点,同时任命关系更亲密的石守信管禁军。夏天,又演出了杯酒释兵权一幕,取消了石守信管理禁军的权力。从此禁军改由皇帝通过三个独立的部门管理,不再由单一个将领主管,这样兵力最强的禁军不再可能成为私人武装。


    赵匡胤是靠禁军的力量当上皇帝的,为了防止这一幕重演,收回禁军的控制权,是很自然的。剥夺一些将领控制禁军的权力,只是防止他们夺权,让他们离开了这个特殊的位置,但还可能得到重用。所以,不能认为杯酒释兵权就会对军事力量强弱有明显的影响。把将军从具有威胁政局的、权力过大的要害位置撤下来,不但有利于国家稳定,对将军自身也未必有坏处。


    宋朝军力孱弱的原因至少可以归之于以下几点:一是宋朝皇帝一味对领兵的将领猜忌压制,二是军纪松弛,三是整个官场贪赃枉法。这些都和赵匡胤无直接关系。


1、赵匡胤没有对领兵将领的猜忌压制


    赵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以相当大力量从事统一中国的战争。南征北讨,还有和辽(契丹)的冲突,绝大多数都取胜,少量虽未达战略目的,但也未败,这是个相当辉煌的记录。如果赵匡胤对将领们猜忌,是很难达不到这样的胜绩的,正相反,赵匡胤在用将上基本上作到了用人不疑。赵匡胤当皇帝后,在南征北讨的战争中,所用的大将列表如下:


    960年征讨李筠叛乱,主将为石守信、慕容延钊;


    960年征讨李重进叛乱,主将为石守信;(961年,先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检点职务,接着解除了石守信统帅禁军权,即杯酒释兵权。)


    963年征南平,主将为慕容延钊;


    963年征武平,主将为慕容延钊;


    964年征后蜀,主将为王全斌、刘光义;


    970年征南汉,主将为潘美;


    974年征南唐,主将为曹彬。南唐在割据势力中是较强的,赵匡胤很重视,把众将召集至开封,布署了五路大军:曹彬的荆湖水军、潘美的步骑军、京师水师、吴越王钱俶的吴越军以及黄州刺史王明的部队,从北西东三面进攻。以曹彬为主帅,五路大军全由曹彬节制。至976年结束。


    968年、976年第一、第三次征北汉,主将分别为李继勋、党进。


 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赵匡胤是敢于放手发挥所任命的将领们的才干的。在征南唐时,他赐主将曹彬尚方宝剑,有不服从命令者,格杀勿论。(尚方宝剑是专门为皇帝制造的佩剑,在小说戏曲中常有皇帝赐亲信大臣尚方宝剑及先斩后奏之权,实际上,在历史记载中,这样的事极少见。)可见赵匡胤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任命了大将,又处处猜疑,千方百计提防控制的皇帝。


    在建立宋朝后,赵匡胤及大臣们所定的统一国策是先南后北最后收复燕云十六州。直到976灭南唐,宋军的主力都在南方。对契丹只是守边而已。即使这样,宋军和契丹对抗中也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


    赵匡胤十分重视边防,任命优秀将领如李汉超、郭进等为边防地方长官,允许他们便宜行事,甚至为了边防可以动用地方财政收入,(在晚唐五代,各地的节度使不但有军权、行政权,还可控制地方财政收入,这就很容易形成军阀割据,赵匡胤称帝后,即将地方财权收归中央,但是,边防地区例外。)若有功,则赏赐极厚,这样,主管边防的将军们当然会打起精神,认真对付契丹。所以,在守边与辽对抗中宋占上风,并不奇怪。


    在和辽作战中,宋也占上风。969年第二次攻北汉,契丹来援(北汉处于山西中北部,是个称辽国皇帝为父皇帝的地方割据政权),赵匡胤配给守将何继筠精骑数千,战胜辽军,斩首千级。


    970年,边军六万入侵定州(现河北正定附近)守将田钦祚以三千人防御,取胜,辽军败退。 可见在赵匡胤时,皇帝和前方及守边的将领间的关系还是正常的,军力也盛。 可见有宋一代对战将的过分猜忌不能溯源到赵匡胤,那是宋太宗赵光义时开始的。

    

2、赵匡胤时军纪并不差


    后来的宋朝的军纪甚差,不服从军令打败仗,不受重罚。而在赵匡胤时并不是这样。在赵匡胤时的战争记录中,没有败仗,所以,无法判定如果打了败仗后如何处置主将,但其军纪很严,是没有疑问的。


    如960年征李筠叛乱时,北汉援李筠。“(宋)晋州兵马钤辖荆罕儒袭北汉汾州,死之。龙捷指挥石进二十九人坐不救弃市。”也就是说宋将荆罕儒和北汉军作战中阵亡,其部下二十九人就因作战不力而被赵匡胤处死。


    征后蜀的主将王全斌,立有大功,不但没奖反降职责罚,就是因其贪残杀降。征南唐时授曹彬尚方宝剑,就是为了维护纪律。可见后来宋军军纪差,不能怪到赵匡胤身上。从赵光义始,就有了大将不按既定布署作战,致使大败,而不受罚,以及因却于作战或不守军纪后果极坏只受小惩的现象。以后军纪就越来越差。


3、赵匡胤严厉治贪腐


    在人们心目中,宋朝官员的形象很像是领着很高的俸禄,还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寄生虫,特别是文官。在赵光义以后又是以文官辖制武将,在贪腐的文官的箝制下,不论武将贪腐与否,军队都不会有强战斗力。但在赵匡胤时,对于贪脏枉法的惩治还是很严厉的。在《宋史·卷1~3太祖本纪》中记载了因经济犯罪而处死的十多个例子。


    例如,职务较高的文官如“光禄少卿郭玘坐赃弃市”(963年),“监察御史闾丘舜卿坐前任盗用官钱弃市”(971年)等,高级武官如“右千牛卫大将军桑进兴坐赃弃市”(967年)等。这些都记录在赵匡胤的本纪中,可见这些人处死刑,是和赵匡胤直接相关的,此外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还记载有大量太祖朝惩治贪赃枉法的事例。(坐赃~犯贪赃罪)


    到了赵光义时,虽还有死刑,但也有处置不公宽宥重犯的事。下一代真宗时对官位较高的贪官判死刑的事就见不到记载了,只判‘杖流’而已。再到下一代仁宗时,本纪中连这样的刑法的记录也没有了。宋朝时犯人脸上是要刺字(黥,也称墨刑),宋神宗时以‘刑不上大夫’为由,这个也免了。


    可见宋朝的庇奸养贪,姑息成风在赵匡胤之后越来越严重。这样的风气下能有强军,那才是怪事。但这不是赵匡胤的责任。宋朝后来的国防军事确是差劲,但这不应归罪于赵匡胤,他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对此应负相当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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