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家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在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中国帝制时代是被“中央集权”所定义的，而中国历史上的门阀大族，在历史记忆中往往被简约成了“旧时王谢堂前燕”，轻轻的来轻轻的走，插曲而已。

如谭凯的绪论所言，《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聚焦于唐朝，“中古中国的门阀世族如何在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和制度变迁下，依然维持其影响力；以及为何随着王朝的崩溃，世家大族消失得如此彻底”。

这句话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意识。第一，门阀世族为何在唐代还生机勃勃？第二，为何将世家大族的消失“节点”设定在唐末五代？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要讨论这一话题，必须回到门阀大族的起点。毛汉光先生在《中国中古社会史论》说，“纵观士族之发展，自东汉至唐末，凡七百余年”。

门阀在唐代衰落了么？

东汉是中国门阀世家的童年，期间所见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有关发展历程可以参考杨联陞先生的《东汉的豪族》。

而在东汉末年以及三国时代，门阀世家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峰期，如果熟悉《三国演义》，那么应该对那个时代最大的几个世家有了初步的了解：第一等的世家像袁术袁绍家的“汝南袁氏”、杨修家的“弘农杨氏”，第二等的世家如荀彧荀攸家的“颖川荀氏”；起点稍弱但成功登顶的司马懿家的“河内司马氏”。

中国门阀世家的全盛时期应当是两晋南北朝，而巅峰中的巅峰则出现在东晋。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门阀世家最接近西欧日本式封建制度的时期了。

在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中，田余庆先生将门阀政治定义为“皇权政治在特定条件下的变态”，门阀世家势力之强，甚至出现了“王与马共天下”，即琅邪王氏与司马皇族分享权力的政治态势。

更足以凸显东晋门阀政治底色的是，当某个世家如琅邪王氏式微，换来的不是司马皇族的“中兴”，而是下一个门阀世家的接力，“主弱臣强”依旧。如田余庆先生所说，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与西欧日本封建领主相比，东晋门阀世家的近似之处是掌握了某个地域的地方政权以及军权，这在中国历史上已属罕见，符合了“封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最大的问题是，西欧日本的封建领主“封建”的是他们的传统领地，而东晋门阀世家大多都是因战乱侨居南方的“侨姓”，他们所掌握的地方政权与军队基本与他们的籍贯“郡望”分离，与西欧日本封建制的世代稳固不可相提并论。

事实上，中国的门阀世家从未真正走向实质意义上的“封建化”。伊沛霞在《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中指出，“尽管他们拥有足够的私人财富资源使他们能远离有敌意的统治者，然后长久以来确立的士大夫理念却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因此在任何可行性的时候，贵族都会谋取卓有名望的朝廷地位。这种态度似乎有效地遏止了贵族家庭成为对国家部分地区拥有控制权的封建领主的任何倾向”。

甚至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中国的门阀世家过于的“心怀天下”，过于关心如何围绕在“铁王座”周边施展权力，才限制了他们“扎根地方”的欲望与行动力。

按照最流行的说法，中国门阀世家的兴盛期仅仅限于魏晋南北朝，随着隋唐统一王朝的到来，门阀世家衰落了，刘禹锡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似乎就是此种衰落的写照。

正如仇鹿鸣先生在某次访谈中所言，“从魏晋到隋唐，有两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改变了：一是魏晋时代皇权衰落、政局动荡的局面不复存在，士族面对着一个稳定而有力的国家；二是九品官人法的废除，尽管门荫在唐代特别是前期仍起很大作用，但也需仰赖祖上的官位，所以士族官僚性的一面不可避免地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