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陆军讲武堂：近代史上的著名军事院校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和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后与黄埔军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齐名。
在近代云南的历史上，有一文一武的两所学校，都非常著名，“文”指西南联合大学，“武”指云南陆军讲武堂。前者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后者培养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革命家。正因为如此，曾经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学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朱德，称云南陆军讲武堂是“革命熔炉”。
创办于近一个世纪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直到现在遗址尚存，并且于1988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就是位于昆明城中心、著名风景区翠湖西岸承华圃这块土地上，现今还存在着一幢米黄色砖木结构的四合院的二层建筑。由东、西、南、北四座楼房组成，各楼对称衔接，并设有通廊，楼端各设拱券门一道。占地面积1390平方米。主楼西南尚存有大课堂（礼堂）和兵器库一幢。南楼中部设阅操楼，高约15米，宽13米。楼前即当年宽大的操场，不亚于两个足球场面积，不过已为云南省科技馆等高大的建筑所替代。然而，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四合大院尚存，配上四座长120米、宽10米的四座走马转角楼的楼房。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开办于1909年(己酉年)，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
清朝末年，清王朝为挽救垂亡的封建统治地位，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开始效仿西方，建立新式陆军，兴办军事学堂。云南陆军讲武堂始建于1907年，1909年正式开学，1928年结束。原武备学堂总办高尔登任总办（校长），李根源任监督（教育长），学生分甲、乙、丙三班，设步、骑、炮、工4个兵科。甲班学生来源于清朝新军驻滇部队19镇的营、连、排级军官，要求除毕业于日本人军官学校及军官学堂外，均需入堂受训；乙班学生从巡防营的营、连、排级军官中抽调有一定文化者进行；丙班学生招收16-22岁的普通中学毕业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至1928年为止，共招收学生4000多人。
讲武堂的教职员工基本上由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担任，学校各兵科科长、执事官、各班班长基本上是同盟会会员。同盟会在讲武堂建立了秘密组织，在师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扩大同盟会组织。讲武堂的学生中有几位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其中有丙班的学员朱德、12期华侨学生叶剑英、17期学生崔庸健等。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
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高尔登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在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运动中，云南陆军讲武堂是培养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团结云南革命力量的核心。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使云南的革命党人深受鼓舞，蔡锷、李根源等几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10月30日晚在昆明发动起义，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副司令。是晚，以讲武堂学生为骨干的起义军向总督署等要地发动攻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昆明，即通电全省、全国成立中华军都督府。辛亥云南起义的成功，推翻了清朝在云南的统治，支援了武昌起义，推动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邻省甚至邻国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从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
1930年，龙云在讲武学校成立滇军教导团，龙自兼团长，除步、骑、炮、工四兵科外，增设宪兵、经理、交通三个区队以培养专业军官。教导团共办三期。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学校共办22期，包括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队、班，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
1915年，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激起中下级军官的极大愤慨。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由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进步师生组织和发动了一场永灭帝制、再造共和的伟大革命。当时云南将军唐继饶和从北京秘密来昆明的蔡锷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武装讨袁，编组护国三个军，出师、川、桂、湘。讲武堂为适应扩军需要增设了班次，为前线作战培养了大批中下级军官，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云南首义的护国战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38年，该校按黄埔军校系列，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黄埔军校的9个分校，均由蒋介石兼校长，具体实行主任负责制，昆明分校由龙云兼主任。依照黄埔军校系列定为黄埔第十一、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期，培训各类学员近8000人。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第五分校奉令停办。
云南陆军讲武堂这块地方，不仅紧靠着昆明城内中心一颗耀眼的明珠—翠湖，而且还由于其绿树成荫、湖水清澈、环境幽雅、鸟语花香，更使之成为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云南陆军讲武堂与翠湖两相陪衬，从而又使之成为人文色彩浓郁的风景名胜旅游之地。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与清末新军的建立有直接的关系。20世纪初，清政府决定在全国编练新军36个镇（师）。地处边疆的云南，因国防需要，计划建立新军两镇。1909年2月，云南新军编成一个镇，被授予第十九镇的番号，官兵总计为10900人；与此同时，全省巡防队也改为营制，共62个营，第十九镇与巡防营官兵总计约3.5万人。
新军的编练迫切需要新式军官，因此开办陆军学堂以培养人才，势在必行。云南陆军讲堂是清末各地创办的讲武堂中最为重要的一所。它初办于1907年9月，由陆军小学堂总办胡景伊兼管，开学之初有学员86人，而到2月，留堂者仅41人，学堂设施及教学质量均较差，结果才7个月就停办了。一年以后，由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及云贵总督锡良经过一番筹备后又重办。
云南陆军讲武堂复办之际，正好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中国留日学生毕业回国，云南当权者便从中物色人才，任命大批回国留日学生为讲武堂的骨干和教官。在这批人中，同盟会员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李根源、李烈钧、张开儒、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庾恩旸、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伯庚、罗佩金等。
据统计，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开办之初的47名教职员中，同盟会员就有17人，革命分子11人，倾向革命者8人，政治态度不明者11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从学历来看，受过新式教育的占绝对优势，在已知的担任教官（教员）的40人中，日本各学堂毕业者有28人，就学于北京京师大学堂者有4人，就学于越南巴维学校者2人，情况不明者6人，这个分类的数据，反映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教员的政治、业务的基本情况。
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革命党人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使之成为云南革命的重要据点，成为西南地区团结革命力量的核心。筹备之初，讲武堂总办（相当于校长）由云南兵备处总办高尔登兼任，同盟会员李根源任监督（相当于主管教学训练的副校长或教务长）。到1910年5月，高尔登连名义上的讲武堂总办也辞了，李根源继为总办，沈汪度为监督，张开儒为提调，这样，讲武堂的一二三把手全为同盟会员所担任。正是因为如此，重办以后的云南陆军讲武堂焕然一新。
